（三）《指诀》（《弹琴古手法》）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指诀》一卷，唐道士赵邪利撰。一名《弹琴古手法》。”《玉海》卷一一〇《音乐》

：“《艺文志》乐类：赵邪利《琴叙谱》九卷，《琴手势谱》一卷。《书目》又有《古手法》一卷。”又：唐赵邪利“《弹琴右手法》一卷，论指法四百余言。”《宋史·艺文志》：“赵邦利《弹琴手势谱》一卷，又《弹琴右手法》一卷”

《指诀》，又名《弹琴古手法》，亦简称《古手法》。《宋史》则录作“右手法”，《直斋书录解题》等作“古手法”，疑《宋史》“右”为“古”字之讹。《玉海》引《书目》文字，说明《崇文书目》亦载此书。

（四）《胡笳五弄谱》《执法象》《琴法》等

《胡笳五弄谱》《执法象》见于《太平御览》引文（见上引文），二种不见于目录文献，他书亦无征引。《乐书》卷一二八“胡弄”条：“刘琨世为乐吏，制《胡笳五弄》，赵耶利所修者也。”笔者猜测二者应该有一定关系，赵耶利《胡笳五弄谱》可能是对刘琨《胡笳五弄》的改编或增补。就《执法象》书名看，似仍与弹琴方法、手势等有关，未知是否即《琴手势谱》或《指诀》其中一种，亦或为赵耶利另一部琴学著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乐类载“《琴法》一卷，越赵耶挈撰”不知是否即赵耶利《琴叙谱》。

三、赵耶利琴学理论及其贡献

赵耶利不仅以琴艺“见重海内”，在琴谱撰修及琴学理论方面亦颇有造诣，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古琴艺术承前启后的代表琴家，其琴学思想及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指出了吴声、蜀声及其风格特点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赵氏首次提出了隋唐时期琴乐吴声、蜀声问题。所谓吴声、蜀声主要指吴（江南）、蜀两地古琴音乐风格及审美的不同：吴声清宛，蜀声躁急，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特点。赵耶利作为北方琴学的代表人物，于截然相反的两种琴乐风格无所偏颇，皆持赞赏肯定态度，其不执一隅的批评态度甚为可贵，所具琴学审美意识亦超乎常人之上。恰如李祥霆先生所言，“赵耶利的美学观正是一位艺术风格极宽的大音乐家的美学观，在唐代古琴艺术范围内，居于主要地位”。吴声、蜀声理论对当时及后人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崇文总目》载僧道英《琴德谱》一卷，该书“述吴、蜀异音及辩析指法，道英与赵邪利同时，盖从邪利所授”。僧道英著述亦论及“吴、蜀异音”，内容大概是对其师赵耶利吴声、蜀声理论的阐发，也从一定角度反映了赵氏吴声、蜀声理论的影响。《乐书》卷一四三“琴声下”载，琴声有“胡笳声、止息声、吴声、蜀声”等，已将吴、蜀琴风作为与传统胡笳声等并列的琴乐类别。

吴声、蜀声两种琴乐风格与吴、蜀两地斫琴方法亦或相关。《乐书》卷一四二《琴制》：“然斫制之妙，蜀称雷霄、郭谅，吴称沈镣、张越。霄、谅清雅而沈细，镣、越虚鸣而响亮。”《云烟过眼录》卷四“古今斫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并蜀人。张钺、沈鐐皆江南人。”二书皆载唐代斫琴名家以蜀、吴（江南）两地最为著名，蜀地制琴清雅沉细，吴（江南）人斫琴虚鸣响亮，或琴中蜀声、吴声与两地斫琴特点亦有关联。赵耶利以古琴艺术大家的敏感和风范，首次指出了吴声、蜀声两种具有地域风格的琴乐流派的存在，并对二家的风格加以肯定，这一理论对研究隋唐时期古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名参古今，推动文字谱、减字谱的发展

就笔者掌握的文献看，赵耶利在琴谱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玉海》卷一〇五《音乐》：“琴则有桓谭、孔衍之操，刘氏、周氏、陈怀、赵邪利之谱。”指出赵氏于古琴之功以琴谱为最。《乐书》卷一二八“胡弄”条：“刘琨世为乐吏，制《胡笳五弄》，赵耶利所修者也。”《琴史》等又载：蔡邕有《蔡氏五弄》，“而古者手势所象，本于《蔡氏五弄》，赵耶利所修也”。按此，赵耶利当是以汉、南朝旧有琴谱、“手势”为本，在蔡邕、刘琨等前代琴家琴谱基础上重加修订，或并有所创制，形成新的琴曲乐谱。《乐纂》及《琴史》载赵耶利修正旧有琴谱数十弄，“削俗归雅，传之谱录”；又“作谱两卷”以授生徒，至宋朱长文撰《琴史》时仍然流传于世，是赵氏于修定、编写琴谱之外，又撰有新的琴谱。明《太音大全集》（《太古遗音》）卷五言及琴谱渊源流变：“制谱始于雍门周，张敷因而别谱，不行于后世。赵耶利出谱两帙，名参古今，寻者易知。先贤制作，意取周备，然其文极繁，动越两行未成一句。后曹柔作减字法，尤为易晓也。”赵耶利制谱“名参古今”，说明其制谱参酌古谱，又加以创新、发展，从而使新谱具有了“易知”的特点。隋唐时期正是文字谱演变和减字谱产生的重要阶段，而较古谱“易知”正是减字谱的优点所在。古籍中多次载及赵耶利以古谱为本，修谱、作谱、传谱，大概正是在不断修订、编撰琴谱的探索，使琴谱逐渐变得更为“易知”，促进了“尤为易晓”的减字谱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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