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医学人文教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医学与文学”以及“医学与哲学”为出发点开设医学人文课程，对哲学的研究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转向价值论(axiology)和道义论(deontology)，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叙事素养逐渐为医学教育家和实践者所重视，叙事医学成为引领新时代医学人文向前推进的新兴路径[1]。

国内叙事医学从2008年开始起步，从2018年开始出现跨越式发展。然而，研究者和实践者对叙事医学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全面，甚至出现曲解，将叙事医学简化为“讲故事”、“听故事”或“心理辅导”。事实上，叙事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理念。叙事医学以围绕临床医疗的“叙事性特征”这一关键词，以“叙事素养提升”(听、说、读、写故事能力)作为出发点，汇集文学批评、生命伦理、认知心理、社会文化、医学史等对医护人员职业身份认同形成有益的内容与元素，旨在融合不同主体的视域差异，构建和谐的主体关系，实现全人健康[2]。

叙事医学的中心议题是通过提升医、护、患三大主体的叙事素养，构建和谐的多维度生命健康关系。叙事素养体现在关注力、再现力、互纳力和反思力四个方面，它必须以文本细读训练为实现工具，以反思性写作为检验工具。本文围绕叙事医学强调的叙事素养、关系构建、身份认同、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五个关键词，全方位阐释这一医学教育和实践新模式。

叙事具有强大的人文和人际功能，它能促使主体之间更有效地实现认知上的共识。人类不仅具有使用语言的天赋，也具有讲述和理解故事的天赋。具有一定叙事素养的人首先能够处理好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继而将这种良好的自我关系投射到其他关系中去，最终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叙事素养是人文内涵、和谐人际关系、心理调适能力、职业发展潜力和创新思维水平的综合体现。

叙事素养良好的医护主体能够主动去认可、阐释、吸收其他关系主体的故事和情感，内心为之感动并外化为自觉关怀对方的行为。在医学和临床语境下，“故事”(患者的主述故事和医生的反思叙事)加上“症状”能让医护工作者获得关于患者及其疾病更为全面的视角，(主述和反思)故事能让医护人员更深刻地理解疾病及其带来的心身伤痛(重视患者的主体存在性)，深刻理解人的情绪、隐喻和故事背后的故事(提升叙事敏锐感)，反思叙事的分享可让其他主体关注到叙事者的视域，积极进行主体间视角融合的调整。

叙事医学强调医、护、患三方叙事素养的全面提升。总体而言，叙事医学提倡“关注”医、护、患三大主体的故事(人际主体间的聆听)，鼓励采用换视角讲述或写作的方式“再现”不同主体的心理、身体和疾病治疗诉求(视角融合下的反思)，最终帮助主体实现身份关系的认可和“接纳”(健康关系中的共赢)。简言之，主体关注、视角再现和关系接纳是叙事素养的三种能力表现。在这三种能力的基础上，还有第四种更为综合性的能力，就是反思力[2]。

也就是说，医护患叙事素养表现为关注力、再现力、互纳力和反思力四种综合能力。这四种能力都包含双方甚至多方关系。例如，从医生的视角出发，关注力是医生关注患者的身体以及患者的故事与情感的能力，再现力是融合医患视角，构建完整的患者故事，恰当表达同情与关切，正确诊断疾病的能力;互纳力包括与临床团队整体协调、与患者融洽相处以及与同事相互接纳的能力;反思力是指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态度、回顾疾病诊疗环节中的细节，提升今后医疗服务质量和发现新的治疗方案或研究方向的能力。

叙事素养的提升必须以叙事性文本细读训练为根本途径，以反思性写作为检验工具。文本细读能够培养医护人员的故事倾听能力、故事再现能力和故事反思能力。医生聆听患者描述各种症状、活动、知觉、感情和事件，从故事中觉察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诊断线索的过程与我们阅读故事情节的过程是异曲同工的。也就是说，经过叙事素养训练的医生能够高效地引出或觉察出患者故事里与诊断相关的重要信息。急诊科医生胡伊乐(Frank Huyler)发表的短篇故事《糖》(Sugar)就阐明了故事对诊断的重要作用。

文本细读训练能够帮助医护患提升叙事素养。反过来，叙事素养得以提升的医护人员又可以更好地阐释和解读叙事性作品。叙事素养高的医护人员能够将临床现实经验转换成引发阐释与反思的故事与医、护、患三方分享。叙事医学中对医护人员进行叙事素养检验的工具是平行病历书写或反思性写作。叙事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和素材，而是经过一定的叙事化策略将故事原料加工成具有普适价值的、可以传承下去的叙事作品。叙事医学框架下的反思写作训练并非简单地将经历的事情写在纸上，而应适时运用叙事理论，引导他们进行换视角改写，以患者的视角来重新讲述故事，藉此缩小主体之间的视域差距。

同样的，反思性叙事作品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叙事素养水平的工具，叙事性写作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也会正向影响写作者的叙事阅读能力。越写收获越大，收获越大就越愿意多写，形成良性循环。个人写作主要作用于自我身份构建、自我意识提升和自我行为反思，而集体叙事分享则更有利于人际关系认知和主体视域融合，医护人员之间针对反思性写作的对话、阐释和讨论引发更有深意和更广泛的写作行为，广泛的写作分享则能大范围地提升共同职业身份人群的共情能力、自我意识和自我效能感，进而潜移默化地、由内而外地改变人的外在行为。

概言之，叙事素养与医疗语境下疾病的诊断、身心病三位一体的全人健康、医患关系、生命意义和主体身份的构建息息相关。故事是客观的科学证据之外，参与诊断、决策和治疗的主体性证据。叙事医学不再将作为主体的患者所患的疾病当作只需要药物和手术干预的生物学疾病，而是将患者当作具有情感和故事诉求的生命文化主体，从身、心、病三个层次去关爱患者，实现全人健康。

叙事医学关注的中心议题是因疾病和医疗引起的各种叙事关系，如医护人员、患者本人、患者家属与自我的关系、医护人员与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与患者、医护人员与社会、患者本人与社会等不同主体对应的多组关系。我们每天生活在关系中，在关系中才获得人生意义，而这些意义又来自不断形成和变化的叙事，藉由叙事，新的真相和视角才会被发觉。叙事方式的改变表明主体身份和关系状态的改变。除“主体与自我”的关系之外，医疗背景下的最重要关系就是医患关系。医患关系的定义对于医患双方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医患信任关系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诊治效果。

形成良好关系的核心在于谦卑和善的仁爱精神。如果医生只是以在糖尿病专家、肿瘤专家或者骨外科专家等身份对待患者，那么，他会将对话局限在专业话语之内，必然让患者感到难以接近。因而，在与患者沟通时，医生应尽量减弱专家身份，增强生命共同体关系身份，减少专业术语，增加温情的生活语言的使用。

奥斯勒善于在患者面前暂时忘却专家身份。他注重根据患者特征，与患者建立不一样的关系。例如，奥斯勒在与一个六七岁的重症末期小女孩患者交往时，总是扮演“精灵”出现在病床前，通过童话世界的语言来对小患者进行问诊，并在临终前，通过一朵干制的红玫瑰来对小患者进行特别的死亡教育，让小患者理解生命和死亡，平静离开世界。奥斯勒在小患者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内科专家，就很难与其建立融洽和谐的关系，而通过创设一个童话故事，使双方成为这个故事世界里平等交流的主体，奥斯勒与小患者建立了完美的医患关系。

人类关系的重要成分是“共情”，医疗语境下，“共情”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罗杰斯(Carl Rogers)认为共情能力是指主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身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亦即，共情是两个主体在互动和积极回应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谐振。关怀一个人，必须能够了解他及他的世界，我就是他，我能够用他的眼看他的世界及自己，而非将对方当成物品一样从外部去审核、观察，必须进入他的世界，从内部去体认他的存在方式[3]。

在叙事医学语境下，关系具有相互性。叙事医学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患者的人性得到全方位的尊重，同时医生的人性也得到更好的展演;反过来，患者人性得不到尊重时，医者的人性也泯灭。故事的意义是由叙述者和聆听者，读者和作者共同创造的;他们的关系就如同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患者与医者[4]。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奥斯勒说，医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在忙忙碌碌、浑浑噩噩中耗尽职业热情，变成日夜不停转的工作机器。当医生将患者当作流水线上待修理的机器，他们必定将自己的工作机械化，同时自己也被沦为机械性工作的流水线工人，最终将自我客体化。

通过写作分享的医生和其他人能够感同身受的空间可以减少医生个体的孤立感[5]。在一天漫长、紧凑的工作结束之后，写作是一种减压的非常有效的媒介，尤其对经历了创伤性事件的医护人员而言，写作以及叙事性分享交流是最有效的纾解方式。只有既超然又关怀，才能使医护人员不至于卷入患者的情感漩涡中，久而陷入情感耗竭或共情疲乏的状态;才能使医护人员不至于将自己看作客观冷静的专家，久而落入职业倦怠的泥潭。

通过叙事性阅读，医护人员理解大多数患者在罹患疾病之后，就像误入“幽暗森林的但丁”，他们的叙事必定经历错乱型创伤叙事、恢复调整型叙事和追索型叙事[6]，能够理解患者故事中的隐喻性语言，在不同阶段予以患者适当的回应，构建谐振的医患叙事关系，继而构建全面和谐的医患关系。运用一定的叙事技巧去聆听和阅读患者的故事，医护人员能够实现变革式学习。变革式学习是“将一种想当然的参照体系和观念转化为一种对变化更包容、开放，更具鉴别力和情感能力的学习方式，它所产生的反思可以生成更加合乎情理的信念去指导未来的行为”[7]。他们会打破既有的专业和狭隘的视角对患者主体产生人性化的新理解，更有利于医患关系和谐。

如果说叙事性阅读是一种人际关系输入的话，那么叙事性写作则是一种人际关系输出。叙事性写作是一种有叙事理论作引导的反思，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也是复杂关系构建的反馈过程。叙事性反思写作也是构建自我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媒介。反思性写作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写给自己的日记型叙事;二是用于日常分享的平行病历叙事或医疗背景下的其他关系叙事;三是用于公开出版的平行病历故事集、医学教育成长叙事、医生元病理叙事、医学机构回忆录叙事等。第一个层次指向医护人员与自我的对话，第二个层次指向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他医护人员的对话，第三个层次指向四种关系的对话，但更大程度影响医护人员与社会关系这一层面。

平行病历叙事也是一种反思性写作。每一个平行病历叙事就是一个有情感、有视角、有主体参与的故事，包含时间性、独特性、人物(主体)、疾病状态(因果/偶然性)、伦理批评元素。除了构建自我关系和身份认同之外，反思性写作也能够构建良好的“学生-导师”关系。当叙事医学教育者(很可能就是叙事素养高的临床带教导师)对医护人员的叙事作品做出回应时，医护人员就能从回应中获益，也能从导师的指导中获益。在这种背景下，导师关系是高级职业在职者(导师)和初级职业者(学徒)在工作环境中的一种动态的、互惠的关系，最终能够双向地促进关系中的彼此的医学职业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叙事医学提出以关系为中心，尤其以“医生与自我关系”为中心议题的观点。叙事医学认为在以上提及的医疗语境下对应的所有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不同类型主体与自我的关系，也就是自我身份和人生意义的建构。与自我的和谐关系可以投射到自我与他人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其他关系中去。也就是说，积极利用叙事理论去引导主体构建良好的医护患自我身份和自我关系是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基础。其中，医护人员与自我之间和谐关系构建的重要通道就是主体叙事素养的提升。

一百年前建立住培制度的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就非常注重住院医师自我素养的提升。奥斯勒提出，从本质上来讲，医学是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一个不去主动与历史上的医生人物交朋友、不去深入患者故事、与患者进行生存交往、不去阅读关于生老病死相关的哲理故事、不去注重自己的人际之间的交流和洞察力提升的医生很快会沉沦为一个开处方开检查单的机器，会将自己的职业看作一种交易，而非一种使命和事业。

奥斯勒提到的与“历史上的医生人物”交往，用当代语言来看就是通过历史上的医生职业形象来构建医生职业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亦即构建职业身份认同的途径之一是理解医学发展史上伟大医生的故事。为医学科学带来荣耀的不是医学院的数目，不是琳琅满目的建筑，而是披荆斩棘的医学前辈。当代医学生有机会与医学伟人对话，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以及自己的职业。援引奥斯勒的话来说，亦即“用医学史上的经典故事感染凡人是教育赋予的一份伟大礼物”。

构建职业身份认同正是医生形成健康和可持续的自我认同的中心议题。个体身份是“个体如何被他人感知”和“个体如何感知自己”两方面的综合体现[8]。身份认同并非定式的，医护主体在整个一生中可以随着人际关系和职业环境的变换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觉的反思和不自觉的获得)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引导自我意识的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9]早在60多年前就提出医学教育的目标是为执业者提供医学实践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并帮助他们构建“像医生一样思考、行动和感知”的职业身份。医学职业身份构建就是在医学职业特征、价值和规范内化过程中，自我的一种再现。然而，西方医学教育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更加注重的是医学职业素养，直至20世纪末才开始逐渐将职业身份形成教育融入整体的医学教育[10]。2010年，卡耐基基金会与医学教育委员会报告《培养医生:对医学院与住院医师规培的改革呼吁》的出版再次发出重要信号--身份认同形成教育应成为所有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11]。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当循证医学成为医学科学发展到最高峰的代名词，只重科学、忽视人文的医护人员面临职业身份认同缺失、职业心理压力得不到舒缓、职业倦怠比例畸高等严重问题。这都与医护人员的职业身份构建没有得到重视直接相关。医生将医学看作科学和技术，则会将自己的职业身份构建为科学家、实验员和技术员，将病人客体化为需要运用科学和技术对其进行修理的机器。只有正确认识医生职业在新医学时代的定义，才能构建健康的职业身份。

在叙事医学语境下，为融合作为科学技术的医学和作为人文和艺术的医学两个不同视域，“作为倾听者和读者的医生”以及“作为故事分享者的医生”才能成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医生。各种类型的叙事，如奥斯勒等的历史和传记故事，医生作家契诃夫、赛尔泽(Richard Selzer)、萨克斯(Oliver Sacks)、渡边淳一、葛文德(Atul Gawande)、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临床现实或虚构故事以及非医生作家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麦克尤恩(Ian McEwan)、罗斯(Philip Roth)、芒罗(Alice Munro)等关于生老病死的虚构叙事大多涉及医生及患者主体，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讲述主体经验[12]。它们对于当代医生理解“医生身份的人文维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叙事医学更关注的是职业身份认同的内化教育层面，而非职业素养的外在技巧层面。经典虚构作品是对社会经验的模拟，通过阅读可以提升医学生与他人的人际交往技巧，大量阅读经典虚构作品的大学生在认知上容易与他人形成共情联结，进而形成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增进和谐的人际关系。叙事性反思写作也是职业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方式。医学生或刚入职的医护人员可以将他们从生手变成医护人员的成长历程记录下来，导师通过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了解他们的成长状态，并提出干预建议[13]。

叙事医学强调患者的主体性。只有承认患者的主体性，才能构建医患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叙事医学认为科学将人类变成物质化的客体，人文的精神性和内省性才将人类重新拉回主体性意识当中。叙事医学就是让医护人员不要忘记“人”的主体和故事属性，对患者的病情发生、发展和转向故事有充分了解，能够重新阐述、为之感动、予以回应并产生自觉行动。

叙事医学强调医疗语境下主体疾病的心理维度。叙事医学对主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阐释与治疗非常有益。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大量临床论述都将心理和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看作需要药物干预的生物学疾病。叙事医学将这些疾病看作涉及主体、故事、情感和人类关系的生命文化现象。叙事医学强调主体间的故事交互和情感交流。阅读和理解文学虚构叙事，尤其是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相关的叙事作品可以让医护人员浸润在人物主体的心理空间中，这一过程就是主体间心理互相理解的过程。

叙事医学强调医疗语境下主体间关系的相互性。当医生职业被看作重复为患者开具检查单的机械工作时，医生就在将自己客体化或者物化。当医生被看作只在手术、化疗和放疗时短暂出现的专家，机械地处理完手术和治疗步骤之后转向新的患者，那么他在将患者当作流水线上被维修的零件的同时，也在将自己变成机器。主体间性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当医生将患者当作主体的个人时，医生才将自己也当作主体的个人，当医生将患者看作客体的疾病时，医生也在将自己的工作机器化，医生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职业倦怠。因而，为了避免职业倦怠，叙事医学认为医患之间应该发展为主体间生命共同体关系。

叙事医学强调医疗语境下主体间关系的独特性。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柏拉图说:“医学是一种全面考虑患者体质的艺术，对每一个不同的病例，都应采用相应的诊治原则和相应的理性判断。”奥斯勒[14]也说“生命具有特异性，没有两张一样的脸，也没有两个一样的身体，在疾病这一非正常状态下，也没有两个个体给予一样的反应和行动”，医生应该更多关注患者的独一无二性，而不是关注某种疾病的特点。作为科学的医学是基于大数据、注重总结性规律的，而作为主体的人却是与众不同、无规律可循的。

叙事医学认为医学是一种全面考虑患者疾病、体质和心理状况的艺术，对不同的患者应该重视对他们个人化故事的聆听，根据他们的特异性进行个性化治疗，实现患者全人健康[15]。叙事作品阅读可以激发读者去洞悉人类的共同经验或反应模式，激发读者洞悉每个人的不同与独特之处并丰富语言与思想。叙事医学的先行实践者、桂冠诗人医生萨克斯(Oliver Sacks)的平行病历叙事《机智狂躁的小雷》就是实现对特异性主体进行个性化治疗的一部元虚构叙事作品。

此外，叙事医学提倡在问诊过程中，医生必须注重临床实践中本应有的叙事特点。患者是自己身体的直接经验者，他的讲述对诊断非常重要。正如斯赖克(Warner V.Slack)[16]所指出，“医疗保健资源中最重要却被忽视、利用最少的资源是患者主体”。患者的主体资源被忽视在循证医学时代尤为突出。患者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是自己身体变化最敏感、最直接的感知者，而科学证据却是千篇一律的，单靠循证医学所提供的证据很可能出现误诊和漏诊，要提升诊断能力必须关注患者故事。换句话说，亦即故事也是证据。

叙事医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提倡视域融合，宏观上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视域融合，微观上是医疗语境下的各主体之间的视角融合。“叙事医学”所注重的主体性、关系性、独特性，正好与“循证医学”所提倡的客观性、技术性和规律性形成互补，因而两者的融合形成人文与科学在宏观上的融合。叙事医学是“获取，理解和融合参与疾病体验的各类主体不同视角观点的基本工具”[17]。

宏观上，只有让医学教育者和实践者意识到医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人类的艺术，医学必须回归人本才能实现科学与人文层面的视域融合。共性知识是学科视域融合的心智条件。一百年前开始的人文与科学的断裂逐步地表现为越来越精分的科学专业主义。专业的细分同样会使专业和人类自身陷入危险境地。专业细分的直接后果是人文课程在科学教育体系中不断受到挤压，直至遁于无形。也就是科学发展偏重“技艺之爱”，而将“人文之爱”抛诸脑后。

在微观上，医生解读患者疾病的视角至关重要。如果医护人员将疾病看作需要科学技术进行修理的一个客体上的身体问题(disease)，那么他们只是站在专家身份上看待问题，难以实现视角融合，只有将疾病看作作为主体的患者的疾痛(illness)时，才是同时站在医护人员和患者两个变换的视角上看待疾病问题，才实现了疾病视角的融合。

作为融合医学与人文的新理念，叙事医学的出现使不同学科方向的医生阅读的文本类型出现多样性，除了科学性著作和教材之外，医生们也开始阅读涉及主体、感情、视角和人际关系的多种类叙事作品，医学生可以一起谈论小说、诗歌、戏剧叙事中的生老病死伦理观，医学史上帮助我们深入建立职业身份认同的故事，认识临床现实主义叙事中的视角差异和关系维度，理解患者疾病自传叙事中的主体情感等。此外，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人员也可以通过引导患者开展叙事性阅读和写作，帮助患者提升疾病认知和健康素养，最终达到医患视角融合的目的。

在叙事性作品中，叙事医学认为以生老病死为主题的绘本和漫画是针对医护患开展叙事医学教育和叙事治疗的首选介质。叙事医学引导医、护、患三大主体开展疾病、生命和死亡主题的叙事性作品进行阅读分享，一方面可以帮助主体理解疾病和死亡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帮助罹患重疾的患者和不得不承受变故和丧亲之痛的患者家属阅读，克服疾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和创伤，重构人生故事及其意义。

变故与死亡是医护人员天天必须面对的事实，绘本叙事阅读能够融合他们与患者之间对于死亡和疾病的视域差距，一则帮助医护人员提升面对这些场景的能力，减少这些情景和场面引发的焦虑和心理创伤，防止情感耗竭;二则能够适时地对患者开展生死观教育，帮助其反思从疾病和创伤中恢复的经验，更积极地面对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医学科学著作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形式论述各自的理论，而主体的疾病叙事作品以第一人称主观经验形式诉说主体从独特视角出发的身心感受。

叙事医学告诉我们只要主体移动和变换一下自己的视角，故事就会成为很好的教育者，消解我们的偏见，融合我们的视域差距，邀请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伦理态度重新理解一切。创作“平行叙事病历”也是一种换视角反思的重要途径。平行叙事病历是由医护人员撰写的与患者的数据化常规病历同样重要的病历书写形式。平行叙事病历用生活世界语言展现患者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职业身份、心理状况、情感诉求、身体感受和伦理价值观念等。平行病历分享，尤其是以患者作为第一人称的改写叙事可以加速医护患之间的视域融合。

荣格(Karl Jung)说，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宛如暗夜行路，要了解自己就需要借助他人。换视角写作和分享就是荣格所谓的“积极想象”的视角融合过程。进入别人的故事，从不同角度开展创造性解读和分享，能够加深对自我的理解，积极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因而，医护人员撰写出来的平行病历不仅要让自己反复解读，还可以让患者和其他医护人员从他们的视角进行解读。这种被阅读的体验与被倾听的感觉类似，能够增进阅读者与被阅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通过对叙事医学关注的五个关键词的解读，发现叙事素养的内化过程必须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精细阅读，其次是反思写作，这是叙事医学的两个重要落地工具，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叙事性文本细读是思辨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源泉，而反思性写作是理解和认识自我以及自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将经验转化为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关键过程。

叙事医学并非简单展现患者故事，简单讲述医护与患者打交道的经历，真正能够打动人的故事一定要有好的叙事技巧，必须在叙事性文本细读训练的基础上进行听说写故事的反复演练。叙事性文本细读可以加快医学生和年轻医护人员的社会化进程，而叙事性反思写作则是医护人员调整与自我的关系并检验与他人视域融合程度以及关系建构状态的指标。不管是叙事性文本细读还是叙事性反思写作带来的主体关系、主体角色、主体身份或主体视角的变化，都是内化的过程。

换言之，叙事医学更加注重素养的内化过程，而非行为的外在结果，强调的是“构建发展论”，而非“行为论”。叙事医学理论框架下的视角融合、关系构建及主体反思与自我认同都折射出这一理念的内向性。在这一理念引导下，医护人员更注重主体的“存在状态”(being)，而非“简单的行动”(doing)。“叙事医学”的主体性、关系性和独特性，正好与“循证医学”所倡导的客观性、技术性以及规律性形成互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形成了人文与科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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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叙事医学在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中的五个关键词”，发表于《医学与哲学》杂志2020年第41卷第2期，1页-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