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尔蒂·安特宁（Pertti Anttonen）教授的民俗学著作《现代下的传统》2005年由芬兰文学学会出版发行。起初，该书主要是在北欧国家中发行，只有少量流传到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人意料的是，出版后不久，该书却在芬兰之外的美国和西欧学术界受到了好评。这本书是安特宁教授在过去近十五年里从事民俗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是民俗学理论和芬兰民俗实践的一次完美结合。它以丰富而系统的理论、新颖而启发性的观点、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和深刻而独创的现实观察深受相关领域的学者们的好评。这对于民俗学理论较薄弱的国内学术界来说，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

正如他在序言中所介绍的，“本书主要探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俗和口头传统的客观化、象征和研究中所体现的现代性。第一部分专注于把现代和传统定位为现代的概念和民俗的概念，把相关的研究纳入现代科学研究之中。第二部分讨论了民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政治性，以及民间传统在芬兰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生中所发挥的作用。”（2005：1）

首先，本书对民俗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形成直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民俗学之外的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遗传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不断出现的许多核心概念和著名的论述进行了介绍和梳理。更为难得的是，他将民俗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结合起来，在后现代的一些核心概念下对民俗进行重新定位。例如，他在本书的理论概论中详细地从现象学解释学、建构主义、政治学、诗学、反身性的角度探讨民俗知识的产生过程。在解释芬兰的民族认同时，他借用了民族学的“种族谱系”与“公民领土”的理论、遗传学的“基因”理论和比较语言学的“芬兰—乌戈尔”语系理论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合力。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些议题的讨论来源于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维的一些视角。”（2005:7）对此，美国加州大学拓克·汤普森教授指出，“幸运的是，随着博尔蒂·安特宁这本重要的新书问世，民俗与后现代主义无资料可查的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这不仅减轻了研究生们深夜四处查资料的痛苦，也能将许多学者带入他所倡导的理论领域。”这些如此丰富而系统的理论见解是与他早年作为博士生在美国接受的传统民俗学的理论熏陶是分不开的。

其次，本书的表达方式生动而丰富。文中既有描述性的研究介绍，也不乏作者针锋相对的理论争辩。如文中提到Diarmuid O Giollian教授在《爱尔兰民俗定位：传统、现代性和身份》中指出“现代内在地是对传统的破坏”，安特宁教授回击道：尽管常常在语义上被用作为对立面如“旧的和新的，左和右，热和冷，北和南，东和西，未加工的和煮熟的”（2005：37），传统和现代“必须不能被看作是对抗性的，现代包含着传统”。（2005:37）文中既有简洁有力的平铺直叙，也有意味深长的比喻和对比。例如，当他分析芬兰的民俗集中化的主要方法时指出，处于国家中心区的人民被设计成中心的，看起来也是先进的，且是处于不断运动和进步中的；而处于国家外围的民俗社区的人民被设计为边缘的，看起来是落后的，且是静止不动的。这是一个视觉幻象，正如一个人当他坐在一辆静止的火车上看到邻近轨道火车开动时的情景。再如在现代性的话语分析中，他对文本和社区研究中的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立场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社会学家主要期待把现代性看作新奇的一道风景，而民俗学家则期待把传统当作一道风景。”（2005:48）

再次，一些新颖而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是文中的一大亮点。其中既有民俗与（后）现代的关系、民俗的功能和前景、民俗学家的立场和作用等理论问题，也包括诸如民俗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语境下的作用，以及在新自由主义和工具主义下的功能等现实问题。这些令人振奋的理论论据和观点一方面深化了对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俗知识的关系的理解，也对发展后/现代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下仅例出书中的部分论据和论点供大家分析：

传统VS.现代：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一般的观点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不一致的。安特宁教授则将这两个概念纳入一个后现代的框架，从解构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他认为，“我的出发点是：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和内容是无法分割的。”，“传统和现代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的，它们诉诸于描述、报道和展示的目标从认识论上是现代的”（2005:12）他主张传统事实上是现代的一个方面，离开现代的框架谈传统是无法想象的。民俗的研究经常被串联在现代的内容之中。传统不仅仅是现代的产物，也是现代产生的一个工具。通过对他者的描述来定义现代的轮廓。换句话说，现代包含着传统，传统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传统也包含着现代，只要我们意识到它是在给现代划分界线，划出自己的边界。正如他所说“现代是一个相对永恒的过程，是由构成它的他者产生的。”（2005：32）关于现代是如何看待和发展传统的观点时，安特宁教授声明“现代并不意味着民俗的现象在存在论上是不存在的”（2005：57）。这里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民俗领域目前的危机事实上是否直接与代表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理论有关？民俗的命运被如此地陷入现代的元叙述之中，它的命运和现代的命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吗？

文章来源：《医学理论与实践》 网址: http://www.yxllysj.cn/qikandaodu/2021/0226/777.html